我一听，感到十分为难。养了六年多鸽子，其实都属于地下工作者”，我的“顶头上司”是坚决反对我养信鸽的。于是我说：“不要报道了，我们首长不让我养鸽子。”有位蒙族的中央记者听后十分不解，挤着眉头一本正经地说：“在某些当领导的干部中。现在不是养鸽子的问题，而是养女人的问题吧？！”我怔了一会儿，心想，是啊，现在从上到下都在抓“酒绿灯红”，养养鸽子，参加群众性体育活动，又不影响本职工作，这是犯了哪一条呢？就这样，我接受了中央电视台和广东卫视台的采访，“光辉形象’也在这两个台播出去了，鸽棚、鸽子也上了镜头。特别是那天放香港。广东卫视台的一大帮记者，就在我家陪我一道侯鸽。摄像机就架在我的凉台上，随时恭候带着和平、幸福与吉祥，带着香港人民盼回归喜悦的“罗家军”胜利归巢。        按说，在广州候香港回归的信鸽是最精彩又最有把握的，空距只有１６０公里，意外的是深圳那天下大雨。但是我的一羽灰公鸽，顶风冒雨率先归返。“老记”们可能是头一次搞这种采访，当信鸽在天空由高而低盘旋降落时，他们一个个比我还激动，摄像镜头始终对准它；直至那羽灰公矫健地落在跳板上，欢快地转圈咕咕叫着。然后进笼抓鸽，拍下翅膀上“９７庆香港回归”的暗记，又要我在他们的采访话筒面前诙了感想。然后。这一帮“老记”们马不停蹄地赶往另一些放飞香港的鸽主家采访。        我的镜头在中央和广东电视台连续播出后，我的“顶头上司”不知是改变了对我养信鸽的看法，还是什么，反正他们未发一言。倒是祖国各地不少战友、鸽友和亲戚们，纷纷打来电话表示祝贺。我上面谈到的这些情形，实际上就是我们千万鸽友为之困惑的“仕途与信鸽”的矛盾问题。在处理这个问题上。我不能算是做得好的，因为我做“官”的欲望，远不如对鸽子的兴趣。我觉得。升官是偶然的。当官是暂时的，家庭是长久的，朋友是永远的，鸽子是少不了的。但是在信鸽与仕途的问题上，我还是深有体会的，说来仅供参考。        一是仕途顺畅，事业有成，是养好鸽子的前提条件。我们在仕途上千难万苦，步步为营，总是希望早点升迁，快点升迁，而且职位升得愈高愈好。社会地位高了，养好鸽子的便利条件就更多了。官大有车坐，送鸽、放鸽方便得多；官大住房大，楼层也优先挑搭个好的棚更容易。如果当个省军级以上的官，独门独院，帮手也多，养起鸽子不更堰意吗？！当然，做生意赚大钱，富可敌国，大官能享受的，你也能享受；大官办不到的，你也可以办到。总之，在当今社会，事业无成，没有什么社会地位，即便当了“养鸽家”，其含金量是差多了的。        二是文武之道，一张一驰。我们干好本职事业有成是必须的，是首要的。但除工作之外，也应该有自己的业余爱好。毛泽东、周恩来、邓小平等伟大人物，无不如此。这就是毛主席他老人家强调的“文武之道，一张一驰”。就说我这个人民勤务员吧，职责范围内的大小事情都得操心，可以说是“眼睛一睁，忙到熄灯”。长此下去，那根“弦’很容易绷断的。如果有个业余爱好来调节，其实就是一种休息和放松，他能使你随时换换脑筋，缓解紧张的情绪，达到“磨刀不误砍柴功的效果。我养了六年鸽，六年参赛的成绩都不俗，会不会有的鸽友怀疑我在工作上一塌糊涂呢？其实不然。我想不少鸽友应该看到我在九七年第二期《中华信鸽）杂志封二上的人物照吧，胸前挂有三枚功喜，其中两枚是９６年获得的，那枚稍大一点的还是中共中央授给我的，相当于全国劳模的荣誉。可是，我９６年的赛绩也更突出，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。        三是知已知彼，有所侧重。信鸽与仕途是一对矛盾，它们互相联系；互相依存，互相促进；每个工作者都应正确处理好这个关系。如果你工作担子过重，就应该在信鸽上多作牺牲；如果你感到在养鸽上大有可为，那就索性抓住机遇，大展宏图。到了共产主义社会，人的劳动和工作不是为了生计，而成了人的一种生理需要，也可以说是娱乐。那个时候社会物质生活大大丰富，人们按需分配，可以随心所欲地干你自己喜欢干的事情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