杨登元（1930--1999）     江苏高邮人，回族，解放前与胞兄杨登高来上海某织布厂做工。兄弟俩先在厂中养鸽，崇尚李祖光沙爱昂，上世纪五十年代先后从朱永茂和孙德兴处购进原环进口鸽子做种，作出中国59-52492雄绛郑州当日归巢（幼鸽），荣获亚军，破市纪录。又先后作出湟源三名等超长距离赛鸽多羽。1962年荣获无锡第三名，1963年常州第三名，1992年福州第二名。     杨登元对沙爱昂系在中国发扬光大有不可磨灭的贡献，数十年来，在中国鸽坛独树一帜，不少人引进他的种鸽都育出优秀的赛鸽。历年来，杨登元棚舍中著名的种鸽有中国53-5148（雄雨点），联合55-5800绛雄、和平57-6005雄绛及何寿松先生用6005国血所出的小麻雀雌大名鸽。 周加祥（无照片）     生于1931年，原上海化工轻工公司技术员，从小喜爱养鸽，早年参加“和平”信鸽会，并出任副会长。1964年四个鸽会合并筹备“上海信鸽协会”，他作为“和平”鸽会的代表参加筹备工作。     上海市信鸽协会成立后，他任秘书组组长。他为人踏实，待人和气，不计较个人得失，不计较地位高低，深得大家好评。     文革开始，鸽会受到冲击，工作处于十分困难的境地，他坚持与大家一起到鸽会活动，并担任科研工作，协助搞好科研刊物，抵制极左思潮的干扰破坏，为捍卫协会的合法地位做出了积极努力。 高俊华     生于1931年，江苏常州人。自幼养鸽，他和表兄钱振元（曾任无锡职工鸽协主席），胞弟高兆泉、高兆盘（曾任江苏省鸽协副主席）运用远亲交配法、定向培育形成的新品“G绛”，在多年竞翔中获得数十次冠军、亚军，在鸽坛有一定的影响。他提出的“三级训练法”等理论，对信鸽训放、竞翔有一定的积极作用。其著作《信鸽培育经验谈》总结了几十年的养鸽经验，有较大实用价值。     1965年他被上海市鸽协聘为专职干事，勤勤恳恳为鸽会工作。文革中他针对“红卫兵”、“造反派”养鸽“八大罪状”、“十大害处”的污蔑，挺身而出，以殷实的材料，雄辩的口才，力陈养鸽“十大作用”，为会员争了气，为鸽会正了名，受到了普遍赞扬。 李大信(1929--2001)     祖籍江苏吴县，上海鸽界前辈。毕业于上海华东财政经济学院，高级会计师，退休前为中国计算机软件总公司副局级副总会计师。早年参加中国胜利信鸽协会（棚号83号）。上海解放后，中国胜利信鸽协会分成“上海”、“中国”两大信鸽组织，他参与创建“中国信鸽会”并出任会长。     中国抗战胜利后，上海出现引进欧美名系鸽浪潮，他凭借其经济实力，引进10羽勃列考克斯和翻勃莱，以此做种源，培育出50多羽优良赛鸽。1953年因工作调动，离开上海赴京，一棚鸽子除了一部分转让鸽友外，大多捐送上海动物园。鸽友何传洪获得三羽“翻勃莱”（又译“华普利”），其子代获不少高位名次。李大信为人厚道，注重礼节，颇有绅士风度，在鸽界有较好口碑。 何苗道     生于1930年，原上海市特殊灯泡厂后勤科科长。从小喜欢养鸽、爱鸽。1964年上海市信鸽协会成立，他任科技宣传组组长，工作认真负责，待人和气，群众关系好。在文革期间，鸽会处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，他挺身而出，担任第二召集人，共同主持鸽会工作，积极组织竞翔比赛活动。     七十年代中后期，上海市防震部门在其所在工厂建立一所研究地震的鸽舍，利用信鸽的特殊功能，预测地震的发生。该鸽舍由他负责，他每天认真负责观察，仔细记录，及时向地震部门汇报，为信鸽科研、养鸽正名做出了贡献。     1984年鸽协由上海市体委接管，在10月31日召开的上海市信鸽协会第二届代表大会上他当选为委员。     他饲养、管理的防震研究鸽舍的赛鸽，在1981年竞翔西宁1930公里的比赛中，取得3羽的好成绩。 陈维藩     生于1930年，江苏扬州人，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，高级工程师。9岁到上海求学，初二开始养鸽，至高中毕业棚中已有信鸽10多羽，1948年上大学后停养。1952年大学毕业后分配在东北航务局，周转多个城市，无养鸽条件。1957年回到上海，在阳台搭建鸽棚重新养鸽，同年加入中国信鸽会。     文革期间，鸽协受到冲击，他挺身而出，积极参与编写“养鸽无罪”的大字报，到主要街道和有关单位张贴，与“红卫兵”、“造反派”面对面辩论，申张了正气，为养鸽正名，为维护鸽协的存在进行了坚决斗争。他养鸽不求功利，完全是兴趣和陶冶情操，平时能做到文明养鸽，讲社会公德，处理好邻里关系。历年来参加多项竞翔活动，曾获得1000公里杨浦区冠军、虹口区亚军，2000公里清水堡到上海市121名、杨浦区雌组2名及武威、西宁等超远程比赛多羽归巢。